许德珩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1990年2月8日，许先生以百岁之寿辞世。当天傍晚，我爷爷严济慈从电话中得知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深切悼念德珩同志》，载《民主与科学》1990年第3期），不顾自己年近九十岁的高龄，连夜挥毫，含泪写下《深切悼念德珩同志》。从悼文中我们得知，两位老人1923年于法国巴黎“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而后相知相助，携手并肩，一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尤其在九三学社合作共事，历经风霜，直至晚年，二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毕生夙愿，“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殊途同归，相识于巴黎

许德珩，1890年10月17日出生于江西九江沈家冲。17岁考入九江中学堂。在这里，他接触了新思潮，并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后，他弃学从军。后又重返学堂，赴上海入中国公学，直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1920年，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先就读于里昂大学，后入巴黎大学。

我爷爷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出生于浙江东阳下湖严村，1923年10月赴法留学。正是在巴黎大学，他结识了许德珩。他们一见如故，相得甚欢。这有些奇妙。论年龄，我爷爷比许德珩小十岁有余，可谓忘年之交。论资历，我爷爷是个单纯的留学生，从东南大学毕业即负笈巴黎，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毫无社会经历；而许德珩赴巴黎之前已出生入死，为匡扶社稷、救国救民多有贡献，享有赫赫声名。论专业，我爷爷学的是物理学，许德珩学的是社会学；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学业上也无交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且保持友情近七十年。

其实，早在1919年，我爷爷还是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时，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南京高师的学生立即响应，走上街头，予以声援。那是我爷爷生平第一次参加爱国救亡游行。在活动中，他知道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名字和事迹，其中就有许德珩。爷爷知道许德珩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反帝反封建和追求民主科学的杰出代表，钦佩仰慕已久，而今有幸相识，自然是一见如故。这边厢，我爷爷到巴黎大学还没有开始上课，仅在补习法文口语期间就考取了一张数学文凭，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是声名大噪，加之他十八九岁就在南京参加了爱国救亡活动，当然也令许德珩青眼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就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了”。(《深切悼念德珩同志》）此后，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不仅在九三学社携手共进，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也互相关注，各有成就。

许德珩不仅是著名政治活动家、革命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著名社会学家。他在巴黎学的是社会学，在哲学、社会学领域多有著述。代表作有译著《社会学方法论》《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社会学》《家族进化论》、著作《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讲话》等，在我国学术史尤其是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巴黎期间，他把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 E . Durkheim ）的《社会学方法论》翻译成了中文。蔡元培对昔日的北大弟子许德珩刻苦勤奋、严谨治学的行为十分赞赏，亲自为其校阅译稿，并撰写序言。蔡元培认为这是“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并将译稿推荐给自己在上海的同乡好友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社会学方法论》于1925年正式出版，后多次重印，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

我爷爷是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一生发表了五十三篇科学论文和一百多篇文章，出版有《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理化》《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电磁学》《居里和居里夫人》等十多本专著。其中《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也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反复重印，在数学基础教育领域影响很广。

婚礼致辞，从爱字说起

1925年4月21日，我爷爷在给未婚妻张宗英的信中汇报道：“上星期一（按：4月13日）接许德珩与劳启荣（君展）女士结婚请帖……星期四（按：4月16日）下午行礼于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他们强我演说，好像作为科学家的代表……”(《法兰西情书》第265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一个星期后，4月28日又写信说：“上星期六晚，许德珩夫妇来访，或作拜谢贺客之意。”(《法兰西情书》第267页）

1925年4月，许德珩与劳君展在法国巴黎结婚

从这两封信中可知，许德珩与劳君展于1925年4月16日（星期四）结婚，婚礼在巴黎的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举行，我爷爷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在婚礼上发言致贺。婚礼过后，新郎新娘亲自登门拜谢好友宾客。

我爷爷在婚礼上的发言致贺很别致，他从对“愛”（爱）字的分析讲起。他说，“愛”字是“受”字头，“友”字尾，中间一个“心”字。“受”字头，表示结婚是人生受用的开始；“友”字尾，表示结婚是友谊的尾声；中间这个“心”字，表示两个人爱在心中。（见《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爷爷作为一个攻读物理学的理科生，这番“说文解字”般的致辞是不是很“文艺”？要知道，婚礼现场的嘉宾不仅有大画家徐悲鸿，还有大语言学家刘半农。对，就是那个创造了“她”字，写下脍炙人口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在一众文豪面前，爷爷这个理科生也不由得展示出了自己的文科才华。当然，更确切地说，他展示的是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

许德珩与劳君展的爱情是传奇的，是令人艳羡的。许德珩少年成名，建功无数，自不必多说；劳君展也是著名才女，经历非凡。劳君展1900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富裕人家。18岁时，她考进赫赫有名的长沙周南女中，跟女革命家蔡畅成为同学。在周南女中，劳君展担任了长沙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参与了毛泽东等人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还在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组织社会活动，走上街头发表演说。一时间，名满长沙。

1921年初，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到欧洲考察教育。在巴黎，他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介绍给曾经的弟子许德珩相识，并请托许德珩为将留在法国上学的劳君展补习法文。也许蔡校长是以“补习”为借口，有意为自己的弟子撮合美事吧。那时候的许德珩因为发妻早逝，自号“楚僧”，表示要像佛门弟子一样不再娶妻，孑立一生。然而，惜才且智慧的蔡校长，岂能任由才子拒佳人以千里？巧妙的一个“补习”，把许德珩和劳君展拉到了一起。许、劳二人补习法文之余，还多有书信交流。有一天，劳君展将许德珩来信的落款署名“楚僧”改为“楚生”。才子自然读懂了佳人的心思，也动了凡心。就这样，他们由“补习”而相处、相知，终而爱心同结。相识五年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新郎的好友，我爷爷当然知道许德珩与劳君展两人的爱情传奇。婚礼上的致贺从解析“爱”字说起，再恰切不过了。爷爷说，两位的结合全凭一个“爱”字，他们俩“从友谊到心心相印，合两心为一，真挚的爱情使他们受用终身”。爷爷还评论道：“他们两位都是爱国志士，伉俪之爱和对祖国之爱是永远不可分的。”（见《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数学译作，序言揭真情

在巴黎大学，许德珩上的社会学系，在学术专业上与我爷爷没有什么交集；但许夫人劳君展上的是数学系，也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学习过物理学、镭学，与我爷爷可是有不少专业上的共同语言，少不了学术交流和技术切磋。

劳君展自1925年与许德珩结婚后，尽管全力支持并参与许德珩的革命工作和社会活动，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事业。在那个女子没有真正社会地位的旧时代，劳君展以自己的才情和努力，盛绽芳华，不愧为女界翘楚。1927年1月，许德珩归国效力；劳君展留在巴黎，跟随居里夫人学习物理，研究镭学。同年年底，她回国受聘于武汉大学任数学系教授。由于战乱，以及不愿与蒋、汪同流，许德珩和劳君展一家颠沛流离于上海、广州、北平等地，劳君展先后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在重庆，她担任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还跟许德珩一同参与筹备成立九三学社等活动。

劳君展还多有著书立说。她翻译出版了《积分学纲要》《高等数学大纲》，著有《微积分教程》等。网上“百度百科”的“劳君展”词条中说，她“与严济慈合译《法国高等数学大纲》”。然而，我家珍藏的一篇熊庆来、何鲁所写序言手稿显示，“百度百科”此言不甚确切。事实是，劳君展在教学中，将自己在巴黎大学数学系学过的法国数学家 Vessiot 和 Montel 所撰《高等数学大纲》逐章翻译，给学生讲授。全书翻译完成后，她请我爷爷帮助参订。我爷爷在巴黎大学也是学过《高等数学大纲》的，校订起来得心应手。劳君展翻译、严济慈参订《高等数学大纲》完成后，我爷爷请他的恩师熊庆来、何鲁为此书作序。

熊庆来、何鲁为劳君展译作写序

熊庆来、何鲁所作序言写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序言开门见山：“劳君展女士所译韦、孟两氏之《高等普通数学》之前十一章，包括高等代数与微分，最通合于大学如理化系及工科一年级之用。一者，学者由此直接高等数学分析可无困难；一者，此实为理化家及工程师必需之基本数学故也。韦、孟两氏之书本为巴黎大学讲义，两氏在数学上均有极大贡献，是此书之价值可知……劳女士所译部分优点实可得而言焉。”序言中罗列了译作的五条优点，详加推介，最后说：“译者研读此书甚久，故无不达之意，况又加以严济慈博士之参订，故无待于琐述。”熊庆来、何鲁将此书推荐给商务印书馆，1947年9月正式出版。此后还多次重印，被不少高校选为教材。

志同道合，共事于九三

许德珩与劳君展是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他们夫妇俩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全部的心血。我爷爷于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之后也在学社中央担任一定职务，始终是九三学社的重要成员，以及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1944年底，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起全面的疯狂进攻。在民族存亡面临严重关头，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利团结抗日。这一主张立刻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热烈响应，时在重庆的许德珩夫妇发起联络，与褚辅成、潘菽、梁希、税西恒、张西曼、吴藻溪、黄国璋等文教科技界人士一起，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大家一致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为实现人民民主和发展科学而努力奋斗。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正式生效，国民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举行聚会，为纪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大家决定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

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合影。前排左四许德珩、左二严济慈

1945年9月9日，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早年劳君展在长沙新民学会就与毛泽东熟识，许德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也与毛泽东相识。故友相见，分外高兴。叙谈间，许德珩、劳君展提起“九三座谈会”，毛泽东认为此事极有价值，建议他们将“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随后，毛泽东还会见了褚辅成、梁希、潘菽、张西曼、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座谈会”人员。这次会见对九三学社的正式建立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久，“九三学社”筹备会成立。

经过四个多月的积极筹备，1946年5月4日，“五四运动”二十七周年这一天，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的青年大厦庄严举行。从此，九三学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

1947年许德珩重回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同时把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为成立周年发表宣言：“我们深信，挽救目前中国，要在实行民主，努力科学，而其先决问题，是在停止内战，恢复和谈，从民主的团结，救人民于水火，否则一切都谈不到。”随后，许德珩在国民参政会全体审查会上发表“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演说，呼吁“我们今天不能再凭武力，必须和平。和平能够救人民，和平能够救中国，和平能够救世界”。正是因为许德珩的感召，我爷爷1947年在北平加入了九三学社。这两个二十多年前于巴黎“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的故人，又在九三学社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从此两人携手共事于九三学社，为学社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终身。

1964年6月，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同志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社员合影，前排左四许德珩、左六劳君展、左三严济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我爷爷作为科学界的代表，两人都出席了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俩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许德珩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等职，我爷爷在中国科学院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两人尽管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但在九三学社，却始终是亲密的战友和默契的搭档。

为了开创九三学社工作的新局面，加强和发展九三学社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制度建设，许德珩日夜操劳，殚精竭虑。1952年，我爷爷前往沈阳组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并担任院长；物理化学家吴学周也被派往长春组建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吴学周前一年（1951年）刚加入九三学社。对于九三学社的同志能被国家委以重任，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开疆拓土，许德珩自是高兴，更是寄予厚望。临离开北京前，许德珩多次找我爷爷和吴学周商讨在东北建立九三学社支社事宜，嘱咐他们到东北后，尽快培养和发展社员，以壮大九三学社的力量。我爷爷和吴学周刚到东北，许德珩又以九三学社的名义给他们写信：“关于我社在东北发展组织一事，你们抵达后，谅已相机接洽进行，不知已有头绪否？”信中还介绍了长春、沈阳此前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民盟东北总支部的建设情况，并告知应与当地何人何机构联系。最后催促他们两人“分别联系，加紧进行，并将进行情形随时函告”。由此，许德珩发展壮大九三学社的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九三学社接到“红卫兵”的“通牒”，被勒令取消。8月24日，“红卫兵”到九三学社中央召开“批斗会”，许德珩和我爷爷等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同志，“站着挨了一个上午的训斥”。爷爷说：“从德珩的表情和流露出来的一言半语中，我深深体会到他对党对国家的前途深深忧虑。我们两人相对无言，但我理解彼此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见《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1978年4月3日九三学社中央恢复活动，左前坐者为许德珩，右站立发言者为严济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九三学社恢复正常工作，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时的许德珩已届米寿，我爷爷也年近八旬，但他们却都更加精神焕发地参与九三、人大、政协等工作，不知疲倦，大有桑榆未晚，夕阳似火之感。我在爷爷那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电话号码等信息的电话簿里看到，写着许德珩名字的那一页只有两行电话号码，没有其他的任何信息。许老的孙子许进哥哥告诉我，第一行的号码是他爷爷办公室的电话，第二行的号码是九三学社中央传达室的电话。我霎时明白了许老和九三学社的工作在我爷爷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之间的工作联系和交流又是多么密切。

在九三学社，许德珩担任了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我爷爷担任了第一、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第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89年1月，在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德珩和我爷爷，以及茅以升、金善宝为了九三学社事业的发展，主动提出让贤，竭诚支持年轻的同志担当重任，他们仅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继续指导和支持学社的工作。

爷爷和许德珩两人，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这种执着的信念，终于在他们的晚年达到顶峰，彻底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79年4月，89岁高龄的许德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1月26日，我爷爷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79岁。当天晚上，许老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慕光（按：严济慈，字慕光）,你好！刚刚从电台广播里听到你被批准入党，我很高兴，向你祝贺！”我爷爷连声说：“谢谢！谢谢！楚生（按：许德珩，号楚生），我们终于都实现了毕生的宿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严济慈孙女）